章非这边也接到命令，让他们出兵协助牵制，袭击日军后方运输线，打乱日军部署。

    看到这个命令，章非摇头叹了口气，岗村此次行动，只出动了十一军的一部分，甚至半数不到，想要袭击他们的后方防线没那么容易，更别说西尾寿造这次还从别处调来三个师团，协助防御后面。

    就在这时，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一个朋友，突然给章非发来一份绝密电报，电报的内容他看完之后极为震惊！

    蒋介石竟然派人和日本方面和谈？

    说实话，这件事章非并不怎么相信的，委员长这个人虽然很多不是，但是和日本妥协，却是不太可能，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也不可能让他这么做。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乔芸瞒着章非给戴笠去了份电报，侧面了解这一情况。

    戴笠可是个人精，他看到这份电报在佩服章非他们情报工作厉害的同时，也对这个人很顾忌，不过现在，这个误解可不是小事，万一暴露出去，可不得了。

    为此，戴笠匆匆的赶去见蒋，把电报原因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呵呵，没想到章非会如此重视这件事。”蒋介石有些自嘲的笑了笑，不当即不知柴米贵，打到现在，日过固然难以自拔，他们同样艰难。

    这里面的苦处，除了几个高层知道，别人哪会理解。

    对日本主动发出的和谈信号，国民政府出于自身战略考虑，作出了回应。

    结合国民政府当时所面临的局势，蒋介石对日方要求“和谈”作出回应，主要出于以下目的或原因的考虑。

    （一）拖住日军，延缓其攻势，以期实现“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消耗战略。早在抗战初期，蒋即根据中日力量对比的现实情况，制定了长期抗战方针，“以消耗敌人力量，而获得最后的胜利。”

    特别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持久战几乎成了国内各阶层的共识。在此情况下，面对日本发出“和平”信号，蒋没有理由不加以利用，从而拖住日军，赢得时间。

    对于回应日本的桐工作，蒋介石曾感慨：“为缓兵之计，不得不如此耳。”

    （二）打击汪精卫集团，阻挠并延迟汪伪政权建立的步伐。汪叛逃后，便开始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的旗帜下积极进行建立伪政权的活动。

    1939年间，不但向日本提出了“计划要在南京建立和平政府作为解决时局的方策”，而且又与各地伪首脑多次会晤，决定了建立伪政权的大纲。因此，蒋回应日本的“和谈”目的之一是借日本人之手打击汪伪势力。

    （三）赢取国际支援，改变孤军作战的局面。中日战争爆发后，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对中日战争持“中立”态度。欧战爆发后，美英等国更是企图加速实现“远东慕尼黑”，对日态度更加软弱，致使国民政府面临了“最危险而且最困难的一个时期”。为了改变此局势，争取美英等国援助，蒋需要时间促成美英对日态度的转变，以待国际局势的改善。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就制定了北进（针对苏俄）或南进（针对英美）的战略部署。

    “本来（日本）陆军假想的主要敌人是苏俄，海军是美国，历来是这样进行全面准备的。”

    对中国则“并没有作多的考虑，即使万一事态发生时，以陆海军的一部分即足可应付。”

    日本始终把苏俄当成其最大威胁，至明治维新以来，“一贯把防卫俄国当作自己的使命”，其陆军的战略战备也主要是针对苏俄展开的。为了称霸东亚并进而称霸世界。

    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致书陆相建议“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俄）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到以前之机为此，在1932年8月，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1933年度对苏作战年度计划，只是由于中国抗日军民的打击，其占领区统治很不稳固，才没敢对苏轻举妄动。

    “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整体对苏战略体制，始终也未得进展。”

    1936年6月，日本《帝国国策大纲》把苏联列为第一敌对国，拟定国防方针“首先应倾注全力使苏联屈服”，并悄悄着手战争准备。

    ，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八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

    之所以先从中国下手，原因有二：一是迫使中国屈服，解除侵犯苏俄时的后方威胁；再是利用中国的资源集中对付苏俄。

    但是，侵华战争并非如日军方想像的“一击”即行解决，而是变成不断消耗日本国力的持久战，这严重影响了其对苏战备。

    到1939年，中日开战两年多来，日本几乎倾其国力，亦未结束原定“三个月结束”的“中国事变”。

    对日本而言，情况还在恶化，日本若想“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迅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了”。

    而军费的窘况又让陆军省计划缩减在华原本就不够用的“有限兵力”。

    让日本感到紧张不安，促使其尽早结束侵华战争的，还有1939年发生的两件事：

    1，诺门坎事件。1939年5-9月发生的诺门坎事件，无疑使日本对来自苏俄的威胁倍感现实。事件发生后，日军从华北等地抽调部分兵力增强关东军，以加强对苏防备。

    2，欧战的爆发。1939年4月间，日军方如参谋次长中岛铁藏等估计欧战会在1941-1942年前后爆发，并预料1942年年前后将是世界性的大转折时期，期间，日本可以有两三年的时间来处理“中国事变”。

    然而，欧战在1939年9月爆发，国际形势的转变比日方预料的提前了三年，“对中国事变的处理和适应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作好战争准备完全没有做到”。

    在此情况下，阿部内阁声明对欧战不予介入，而只一心迅速解决侵华战争。

    三，对汪精卫集团不抱太大希望

    日军占领南京后，1938年1月，近卫内阁声明“不以（蒋介石）国民政府为对手”，以分化国民党，达到拉拢诱降亲日派之目的。该声明确也达到一定效果，使立场不坚定如汪精卫之流公开叛降。

    不过，更多的事实证明，近卫声明不过是一典型的日本式笑话：你不承认蒋政权，国民政府就不存在？它领导下的全民族抗战就消失啦？

    汪精卫投降，并未达到日本希望的结束战争、实行“全面和平”目的。

    先是因龙云等反对，使汪打算“在云南、四川等日本军队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的愿望落空；

    后是“日本方面所预先拟定的汪的和平运动的参加者何应钦、陈济堂等不敢赞同汪的主张”。

    汪派方面缺乏武力和财力，这使日本疑虑：如汪再建新政府是否还“能使日华和平前进一步”？

    并进而认识到建立汪政权“远远不能解决事变”。

    要解决陷入泥潭的侵华战争，“不管你愿不愿意，非得和重庆直接谈判不可”，于是日本便转而以“同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为最终目标”。

    鉴于以上，可以看出：国内外形势的恶化、国力的衰退，才是日本迫切希望停战谈判的主因。

    因为，形势的恶化，“给战争指导当局增加了难以形容的沉重压力”；

    国力的衰退，“使（日本）陆军统帅部的首脑打赢战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

    这种情况下，“桐工作”掀开了序幕。说起这个“桐工作”，就不得不提一个人，板垣征四郎。

    这位新上任的派遣军参谋长，也是桐工作真正的主导者。

    西尾其实不怎么出名的，相比，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却不一样，这次他出任这个司令官，真正的权力上面，他还不如板垣征四郎。

    板垣大家都非常熟悉，在日本陆军中，有这样一句话，板垣之胆，石原之智。

    九一八事变，就是这二人为主策划的，当时，出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与旧识石原莞尔再度相逢，二人开始“联袂”出演侵略中国东北的“大戏”。

    热河事件，也是这位板垣主导的，从奉天奔赴天津，建立“板垣”机关，负责北平和天津方面的“谋略”工作，配合关东军长城作战，企图策动华北“自治”，以炮制出一个和“满洲国”相似的傀儡“华北国”。

    刚到天津，板垣征四郎就立即向日本军部提交了一份分裂华北的计划。在这项“计划”中，板垣根据对中国情报的刺探，把华北的中国军政要员分为四派：蒋派、反蒋派、现状维持派、首鼠两端派。

    他认为可以通过策反工作，利用后三派及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从而将蒋介石在华北的力量排挤出去，再以这些人为骨干，建立起由日方操纵的傀儡政权。

    获得军部首肯和支持后，板垣征四郎开始秘密实施这一计划。他先是和密友土肥原贤二计划，策反北洋军阀段祺瑞、吴佩孚和孙传芳，在北平成立亲日政权。

    但这些人物对于板垣的登门拜访要么让其吃闭门羹；要么就是嘴上答应，实际不行动；总之板垣的计划一直难以得逞。板垣征四郎后来看上了曾任湖南省督军的张敬尧。

    1933年5月7日，汉奸张敬尧在所居六国饭店被刺，板垣征四郎花了700万元的钞票，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关东军武藤信义司令对板垣这段期间的活动极为不满，撤去了他奉天特务机关长兼天津特务机关长的职务。

    接着，命他以“参谋本部特派员”身份去欧洲、印度、菲律宾及南洋群岛等地“视察旅游”一番，先离开对华工作一段时间。

    1934年8月1日，板垣征四郎调任“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同年12月关东军人事变动，菱刈隆奉调回国，南次郎继任，冈村宁次调到参谋本部任军事顾问，板垣征四郎则被晋升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满洲国”武官。

    1936年3月，升任参谋长，直至1937年3月调任广岛第五师团师团长以前，板垣在关东军任职的这两年半时间里，一方面继续强化日本对“满洲国”的统治，另一方面，不愿放弃“华北国”的梦想，伙同土肥原贤二先是策动内蒙独立，后是苦心孤诣地策划所谓“华北自治”。

    关东军的内蒙工作早在板垣征四郎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之前就已经展开，并先后在乌珠穆沁右旗、阿巴嘎旗建立了特务机关。板垣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期间，曾先后三次“不辞辛劳”地亲赴内蒙，为日本谋求在内蒙的“权益”而竭尽全力。

    板垣不仅亲自帮助扩建蒙古军队，促成德王与关东军司令南次郎会谈，而且企图把内蒙从中国分裂出去，阴谋策划内蒙古“独立”，制造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蒙古国”。但这个企图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坚决反击，1936年百灵庙战役傅作义部大捷，蒙古军4个旅反正，板垣派到蒙古军中的顾问田中隆吉狼狈逃跑。这是918事变以来中国取得了局度抗战的第一个全胜，这一胜利推动了全国抗日热潮的迅速高涨。

    1937年3月1日，板垣返回日本，本来他的好友总参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想推荐他担任林铣十郎内阁的陆军大臣的，但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不能容忍板垣爬到他头上，改任日军陆军第五师团长。

    该师团辖第9旅团和第21旅团，号称日本精锐师团。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板垣征四郎率第5师团由广岛出发，途经朝鲜釜山，于8月间到达天津，先是板垣师团接到的命令是攻占南口，保障主力的侧翼，但先是在南口天险遭到汤恩伯军团的坚决抗击，后来侧翼和后路又遭到卫立煌军团的冲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投入牛岛满旅团才避免了板垣被合围的危险。

    接着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率领察哈尔兵团四个旅团，迅速击败了刘汝明的部队，威胁到南口汤恩伯军团的后方，汤恩伯被无奈放弃南口，在这一系列中日双方复杂的机动作战之后，板垣才完成方面军交给他保障主力侧翼的任务。

    1938年6月3日，近卫文麿内阁因对华战争结束遥遥无期，罢免了叫嚣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次官梅津美治郎。

    召回了华北战场上的板垣担任陆相，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为他的次官，东条虽年龄比他大一个月，但军龄却比他小一岁。

    也被认为是他的铁杆心腹，早在板垣当关东军当副参谋长时代，东条就是宪兵司令，当时形成所谓军令的板垣、石原、军政的板垣、东条。

    板垣的个性和东条完全相反，板垣是阳性的，东条是阴性的，板垣是宽厚的，东条是严正的。

    板垣被认为是沉重的秤砣，东条被认为是锋利的剃刀。然而，这两种相反的性格，却促成了两者截长补短的合作。板垣也像信任石原一样信任东条，东条也像石原一样了解板垣，这就是他们合作的基础。

    这时板垣的另一个老朋友石原莞尔因反对扩大战争早就被排挤出参谋本部，过了不久，不扩大派的另一干将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又和东条闹翻，双双出局。

    板垣在陆军青年军官中虽颇具人望，但在陆军中央却被视为徒具热血之辈，上任不久就因为在张鼓峰事件中妄动被昭和天皇骂的狗血临头，只是最后天皇放下话来既往不咎才没有立即辞职。

    板垣反对外相宇垣一成大将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的中日和谈，在任上扩编十个师团，发动了超越国力许可的武汉会战，妄想一战定胜负。

    但经过4个月的大战后，蒋介石带着300万军队完整的退入中国西部群山之中，中日持久战态势终于形成。宣扬不以中国为对手的近卫文麿终于自己先下台。

    1939年1月5日至8月30日间，板垣在平沼骐一郎内阁继续担任陆军大臣，并兼任对满事务局总裁。

    在1939年2月，板垣以陆军省的名义下达《限制自支返日军人言论》的命令，禁止日军士兵返国后谈论日军在华暴行。

    6月间，他曾与汪精卫进行过两次会晤，策划扶植成立汪伪政权。内阁会议上，板垣极力主张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三国同盟，为此和反对缔约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关系极为紧张，虽然他们俩不但是同乡，还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他还轻率的批准关东军用一个师团在诺门坎地区对苏进行武力挑衅，结果引发了日苏冲突，导致关东军23师团被全歼，这就是著名的的诺门坎事件，这当头又碰上德苏签订同盟，第四次瓜分波兰，板垣所主张的德日意三国同盟彻底流产，平沼骐一郎内阁以欧洲局势复杂离奇宣布倒台。(未完待续HC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