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这部小说写到今天已经快一年了。这部小说带给我很多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因这部书认识了某一个人。除此之外它带给我的一切都与读者的支持有关这些也很重要。

    十一个月之前我动笔写《新宋》的时候我对宋史的了解可以说非常的肤浅到了现在虽然不敢说有极深的了解但是我想我已经站到了那个世界的门外。我想极尽自己的能力来向我的读者展示一个更真实的幻想世界到今天虽然远远不能称为完美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是可以满意的。

    因为我一直在进步。

    只须知道自己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便是有种种的不足我也能很坦然的面对。成熟是一个过程。

    与此同时我也希望《新宋》能够带给读者一些东西——除了阅读的**之外还能有更多的一些东西——这是阿越小小的野心。我的读者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并不满足于跟着作者的思维跑动的他们会有自己的思考这是很可高兴的事情。有独立的思考必然就会有不同的意见然后就会有争辩——这也是极其正常不过的事情。难能可贵的是不管怎么样书评区的讨论始终能有一个良好的气氛。

    在业已结束的第一卷中时间跨度大约是五年从熙宁二年的冬天到熙宁七年。这五年的时间里石越并没有如初稿那样登上相位反而是去了杭州做地方官这个改变是必须的。因为五年的时间登上相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石越创立的白水潭学院不仅仅毕业了数以百计的学生最重要的是白水潭学院已经成为一个典范各个书院争相效仿的对象——这个意义也许比白水潭学院毕业了多少学生更加重要。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桑充国创办的报纸已经成为大宋中心地区与精英阶层非常熟悉的事物这种习惯的养成远比《汴京新闻》的地位更重要。

    ……

    五年的时间能发生的太多但是不能发生的也一样多。

    在写作的时候我常常不自觉的想我写的东西在宋代有可能实现吗？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觉得不可能。

    我也会常常去思考王安石变法时代的宋代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个朋友在msn讨论宋代的役法我向他略略介绍了聂崇歧先生在《宋役法述》中指出宋代役法最困扰百姓的无过于衙前与弓手他很认真的对我说弓手应当废百姓能宽得一分是一分。当时我又是好笑又是感动——因为我自己常常也会代入那个时代。我也会由衷的去考虑那个时代本身面临的问题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去考虑一部分读者希望看到现代社会在古代复现的心理了。

    我常常会在历史与幻想之间徘徊选择。

    我相信能有自知之明我现在对于宋代的知识储备并不足以写一部宋代的历史小说；而且《新宋》的本质依然是一部历史幻想小说。这个故事离不开幻想。而幻想需要不断地看到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主人公的得意——我一直小心的控制住这种幻想不要过份的游离于历史之外。以至于我有时候也会郁闷我为什么不让赵顼拥有现代人的知识而要选一个石越去白手成名？我为什么不能放任的科技的爆炸偏偏要小心谨慎的把一切技术控制在手工业时代？

    有时候我甚至会自嘲：我这是做**又要立牌坊。

    但是我始终坚持这个风格不仅仅让石越戴着镣铐跳舞而且也让自己戴着镣铐写作。这不仅仅是因为有读者的喜欢与支持也是因为我相信这样的幻想更能引起读者的思考。

    小说需要的是传奇历史和幻想本身是矛盾的。我常常说戏剧性多一分真实性就少一分。但是另一方面真实也可能就是戏剧。我根据历史的脉络编织着情节的发展却无法也不可能准确的计算前面的改动对后面的影响。因为什么时候是历史什么时候是幻想只能依赖于我的感觉。

    幸好我的历史哲学告诉我历史是偶然的。所谓的必然不过是“偶然”发生之后人们对它的一种承认。换句话说任何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都只存在“偶然”；发生了之后便只存在“必然”。这个观点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同历史哲学不过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工具与方法论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历史。我告诉读者的只能是我站在的这个窗口所能看到的风景。

    虽然我同样也有一种冲动想告诉别人你们看到的都是错的只有我看到的才是对的。但是理智告诉我真相不止一个。

    所以当我在编织幻想的时候我可以放心的相信自己的感觉。因为它虽然不可能是全部的可能但必然也会是可能之一。作为作者要做的不过是尽其所能让读者也觉得那是可能的。

    在写完上面的话之后我回去头又重新将第一卷读了一遍。

    这时候我才觉得读者真的非常的宽容。

    当我回过头去读第一卷的时候发现有很多语句根本是不通的！而我的描写十分之**倒正显出了我语言的匮乏——可居然还有人说我的“文笔好”！

    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则是我常常用大段的旁白来强行推动情节的发展。从客观上来说这自然是为了保证文章的节奏不至于太慢但是也无可置疑的证明了我写作技巧的不成熟。

    我想这些毛病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会尽量的改进。

    人总是在发现缺点后才能进步我也只如此的开脱自己了。

    在这篇后记的最后我想对小说中几个人物说一些自己的理解。

    我对人物与人性既有自己的理解或者说恪于经验与固执“只能”有自己的理解；而在客观上小说也不可能为了人物的性格而安排情节。所以我虽然在写作之时也有野心塑造一两个人物但是我也不愿意也不太可能过于在意这些当然只是“不愿意过于”没有作者不在意自己的人物刻画的——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自欺欺人。我来写这段话实际上就是说明我心里还是在意的。

    主人公石越在我设想中并不是所谓的“英雄”或者是有个性的人物也并非是仿照作者为蓝本刻画的——虽然不可避免会有作者本人的影子但实际上根本是两回事。

    我所想刻画的石越是一个聪明过人、有着反省精神、略显犹豫的性格、内心有坚毅的信仰、自认为有献身精神、带着道德的虚伪而甚少自觉、为人沉稳偶尔也有鼓动家的素质的年青人。这个人物的性格是不是刻画得足够成功我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刻画这样一个人物为主人公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无非是我见识所限而已。总之石越并不是一个对现代人具有感染力的人物但却绝对是一个能在古代有良好生存能力的人物。过多的阐述是没有必要的石越之不同于岳不群最重要的一点是石越基本上不会认为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去牺牲别人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可能会默认这种牺牲但是他心里一定会有强烈的愧疚之情。另外我赋予石越的性格上让他至少在理智上能够容忍不同的人与不同的意见并承认那本是事物的常态。他所带来的所谓“文化启蒙”也并非是唯我独尊的而是以较低的姿态争取融入社会文化主流的那一种。因此白水潭的历史任务是“百川汇海”而非“取而代之”。

    在小说中被我“人为的拔高”而与石越齐名的桑充国是做为第一配角的构想出现的。这个人的性格与习气基本上就是我所了解的“书生”（一个狭义的定义读文言文要查字典的一律不算在此内；《论语》没有读过两遍以上的一律不算在此内……）。对于他性格突兀的批评我曾经做过很多回应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对于“书生”的性格、脾气在不同的情况会如何处理事情我想我比大多数人要了解。我想如果在这个人物上我有失败那么我最大的失败不过是对于桑充国的铺垫太少。

    而桑充国为什么会和石越齐名是不是有资格。仅举一例郭逵凭什么能和狄青齐名？至于白水潭学生为什么服气桑充国我想小说中或者交待还是不够。以后若有可能我或者会补上一两笔。只不过我想说的是范滂未必学问出众天下未必不以其为楷模。中国的传统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学问本是末节。何况桑充国其先有石越的支持其后有程颢等人的支持。

    至于对吕惠卿这个人物的表扬在我看来更是一种反讽。吕惠卿的形象不过是我从历代奸相权相的言行中取其“菁华”而成。典型的抄袭人物不过这样的人物也更符合大家的经典认知吧？重复了千百遍的人物自然更容易得到认可那也是人之常情。也许小说人物刻画的精义就是写出符合大众认知的人物吧。

    在小说中吕惠卿是不会那么快跨台了。以阿越读宋史所得认为吕惠卿急于在上任后标新立异以求在政治决策上走出王安石的阴影在具体人事上急不可耐地打击王安石；其原因以阿越看来无非有两个第一个是他与王安石之子王元泽长期结下的怨恨第二个是在郑侠案中罢黜冯京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打击了王安国。从而导致了他与王安石事实上的决裂。因此吕惠卿一方面急于走出王安石的阴影希望用政策上的成功来取得赵顼的信任开始推行手实法等一系吕氏政策；另一方面则无所不其极的离间王安石与赵顼的关系迫害王安石——从而一方面进一步激化了与旧党的矛盾一方面引起了赵顼的极度反感终于自取灭亡。而小说中与王元泽的矛盾因为石越的出现得到了部分的缓解与转移而郑侠案并没有第二波导致冯京罢相的事件出现吕惠卿与王安石的破裂将不会那么急促接下来一系列的事件势必改写。

    所以吕惠卿将继续留在书中到一个适当的时候。

    作者在小说以外的话本不宜讲太多。便在此收笔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新宋》的创作。

    阿越

    于耶元2005年3月31日